宫崎滔天,这是一位改变过中国历史的日本人。从两事可知:戊戌变法后,是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遂使日本成为后来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困难时,宫崎滔天曾给予援助,故孙中山在为本书写序时,谦称“拜序”。
本书是一本口述史,记载了宫崎一生的思想与行动,这些记录被史家反复引用,称为辛亥革命前后重要的见证材料。
抛开史料价值不谈,本书最令人感慨的,在于它真实写照了一代东方思想者面对现代大潮冲击,所产生的迷茫、困惑、无奈,并在躁动中,最终走向了淑世。这,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
宫崎也好,中国近代的多数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在传统东方教育的框架中成长起来,那是一种入魅的教育,在封闭环境的灌输下,他们相信永恒的道德,相信伦理是精神最终的家园,如不能为这世界找到一个情感能接受的道德理由,那么,他们将失去方向。
然而,现代化打破了宁静,每个人都能看到,船坚炮利如此不可战胜,除了学习,绝无他法。然而,西方文明为这世界提供的道德解释,与儒家传统区别巨大。后者解释一切,前者止于一身。那么,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深深困扰着东方的仁人君子们。
在宫崎的记述中,我们惊讶地看到,和孙中山等先贤一样,他被两个话题所困扰:第一,如何强国,摆脱列强的欺辱。第二,为全人类寻找道德立场。两个精神脉络彼此缠绕,撕裂了他们的天空。理解了这个思想背景,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走向极端的解决方案——淑世。
民主在西方话语中,是一种制度;但在东方话语中,是一种态度,太多类似的客观名词,被转化成主观名词。意识形态化的背后,体现了紧张与关切——他们自认为找到解决方案,便迫不及待地将其道德化、神圣化,希望以此来替代传统文明“陈旧”的内核。这种希望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其实仍然是希望用传统的钥匙,打开现代化的锁。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幼稚、简单的问题。
宫崎滔天选择过儒家,也选择过基督教,最终成为了革命者。革命是他生命价值的支撑,只有在革命的伞下,他才找到精神家园,因为这里没有犹豫,没有怀疑。在充满危险的实践中,明天成了一个诱人的字眼,当想到自己是在为后人谋幸福时,加之革命在西方也正时髦,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终于找到了契合点。
值得关注的是,宫崎滔天不仅以日本革命为己任,而是向往整个东方的革命,这和后来中国革命者将世界放大到全球,是同样的思想方法。
作为一本心灵史,本书令人一咏三叹,也令人豁然开朗。(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