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阑珊是一把讲故事的好手。拳民、政府、洋人，三方势力各自纠葛的复杂历史在他的笔下显得生动鲜明而又脉络清晰。间而杂陈其中的相关史料他更是信笔拈来，几句话就把事情的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的北京城，百姓们仿佛每天都处在一个狂欢的节日中，永无休止，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在《天朝的狂欢》里，鹤阑珊这样形容义和团进京的场面。

 

1900年夏天，在那场由拳民们主导的节日的狂欢里，没有假面，没有彩车，没有宴会。它的道具是：法术、火把、大刀、红缨枪乃至简单到一根木棒；它的节目千篇一律：做法，放火，杀洋人，杀教民。

 

早期，在义和团还不是义和团的时候，它们也曾算是“正义之师”。1894年，刘士端在山东曹县成立大刀会，并教给自己的弟兄们“刀枪不入”之术的时候，他面临的困境是“官府的不能作为”和“土匪的无所不为”，不创立大刀会，他很有可能保不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财产。1897年，梅花拳领袖赵三多终于经不住手下喽啰阎书勤一而再，再而三的磨耳根，把番号改为“义和拳”，前往梨园屯“亮拳”示威的时候，事情的起因还是传教士们强占了梨园屯的公共场所——玉皇庙。

 

许多时候，历史总是被小人物和偶然事件改变。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乃起于一名大刀会成员和一个教民的口角之争；义和拳和教民之间的冲突，则是经历了几次调停，却经不起几个拳民与教民之间的意气用事，导致战火重燃，终至局面不可收拾，迫使清政府出面严厉干预。自此赵三多不得不挂上“扶清灭洋”的大旗，躲避清政府的敌视；又吸收了“刀枪不入”说法，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拳”，广纳拳众。

 

朱红灯稍有不同，这个投机主义者一开始就是奔着小打小闹去的，一不小心成了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创立的“神拳”把原先要练十几年才成的“刀枪不入”大法大大化简：只需一套装神弄鬼的仪式就可以。

 

无论是大刀会、神助义和拳还是神拳，义和团的前身们在山东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来自官府的过大压力。几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对义和团总求能姑息就姑息。虽然刘士端死于毓贤刀下，那也不过是面对朝廷政策的无奈之举。毓贤可谓是最最拥护义和团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深信不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赤诚之心大为感动，对洋人痛恨入骨。1900年，当慈禧太后向在京的12国下了战书之后，毓贤在山西境内疯狂捕杀教士与教民，死者过万——颠痴的，不光是“神灵附体”的拳民们。

 

最终，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在袁世凯的铁腕下消失。而此时在直隶，义和团运动已经快要燎原了。

 

或许可以说，在山东，拳民、朝廷、教会之间已经形成某种互相牵制的平衡，拳民攻击教会，教会威胁朝廷，朝廷时不时要摆出姿态来剿匪，但又不会真剿。

 

直隶则不是这样。直隶的义和团长期被裕禄打击，几次溃散，却也正因为打击得狠，他们却更加茁壮而团结地成长起来，并且形成了明显地攻击性倾向。最终清政府起而剿之，派出的剿匪军却被义和团在涞水打得落荒而逃。清政府无能，义和团却因此动怒，四处张贴揭帖号召人们去破坏铁路、烧教堂。这吓坏了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法国人樊国梁。他对此事添油加醋报告给法国大使，要求国家出兵保护教堂。自此，公使们不断商议调兵入京之事，清政府则徘徊在“剿匪”还是“用匪”这个两难的问题之间。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义和团冲入了北京城，烧掉了一切和“洋”有关的东西：洋人、教民（教民都是中国人）、洋药店、洋货店，并且因为“法术失灵”，殃及了许多普通的北京市民。各国联军则打着进京保护使馆人员的旗号，在北京城烧杀抢掠大清洗。

 

鹤阑珊是一把讲故事的好手。拳民、政府、洋人，三方势力各自纠葛的复杂历史在他的笔下显得生动鲜明而又脉络清晰。间而杂陈其中的相关史料他更是信笔拈来，几句话就把事情的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

 

　　但是鹤阑珊确实太不爱说理也太不擅长说理了。看书时盘旋读者脑间的诸多问题他都未能给出答案，在有限的议论中，他也并非字字珠玑。也好，历史本就是各执一套说法。把所有活生生的故事摆在读者面前，他们自会决断。

 

　　对话

 

　　东莞时报：你的上一本书是《帝国60年——一个伟大国家的忍辱负重与浩然崛起》，看简介这是一本写汉代的书，而你的新书《天朝的狂欢》是写义和团史的，两本书的跨度很大。

 

　　鹤阑珊：其实两本书是有联系的，撰写《帝国60年》时是2008年，第二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大汉帝国正是在成立60周年时与匈奴做了意识上的决裂，几年后，国家元首刘彻就发动了反击匈奴之战，可以看作是应景之作吧。而《天朝的狂欢》同样是反击外辱的，也是帝国最高领导人默许的，与大汉帝国不同的是，力量是一群不懂政治与军事和形势的草民。所以前者，取得了辉煌胜利，光耀万代；而后者只能惹人哭笑不得。

 

　　东莞时报：您在整本书的最后说，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群妖怪秉承了某个人的旨意在人间狂欢的一个盛大节日，这道旨意不是杀洋人，不是拆火车道，而是爱国”。但是通观全书，似乎又很难简单地以爱国来解释义和团运动，大多数时候这种反抗都源自拳民们自身的财产、土地、公所等物受到教会的侵害，而义和团最终成为燎原之势。“爱国”二字似乎并非是义和团杀戮洋人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理解的？

 

　　鹤阑珊：其实，在帝制时代，平民百姓甚至是王公重臣都是不敢提“爱国”的，因为“国”是皇帝的，它是私有财产，你想爱，他不让。我一直主张在大历史下的“小偶然”。历史上很多事，都是一些偶然事件导致的最终崩盘。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无论是大刀会的瓢把子刘士端还是赵三多和后来的朱红灯，他们都没有洁净的理想和长远的眼光，他们所以被后人知道，都是因为一些小人物而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最终站在了历史记录簿上。义和团后来闹得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小人物不断用他自认为是正义的行动拽动了那些大人物。

 

　　义和团中的确有些是爱国者，但他们和当下中国里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很相似。用理性考虑完，用感性来做事。

 

　　东莞时报：今天，在回望义和团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接近于一个全知者的角色，以全知者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怎么评价清政府的做法？

 

　　鹤阑珊：政府刻意煽动百姓搞民族仇恨，史早有之。汉帝国反击匈奴时，各路官员就曾做过这样的工作。当汉帝国开始反击匈奴时，百姓支持度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但汉帝国没有人承认是政府煽动了这种民族情绪。清政府当时是没有能力与各国翻脸的，他们只能做一件事：镇压义和团。我们看香港电影，尤其是李连杰版的黄飞鸿系列，他里面对义和团一个特别鲜明的主张就是，必须镇压。他们只会殃民祸国，其他一无是处。无论在什么时代，对邪教和黑社会，只能坚决打击，想利用他们或者是指望他们做出点好事，那是不可能的。

 

　　东莞时报：作为一本历史读物，本书没有依循惯例，列出令人眩晕的参考资料，您也未在书中过多阐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这是否有特殊考虑？

 

　　鹤阑珊：我使用的参考资料多达一百多本，这里面有清末一些士大夫的回忆录，还有山东义和团研究专家路遥的采访记录，另外还有西方一些学者对义和团的诠释的书籍。之所以没有列出来，是因为这些资料都不可靠，我所谓的可靠是，他们各说各的理，怎么看都觉得他们说的很有理。所以，我干脆就不列参考资料，因为我看了很多，但似乎什么都没有借鉴到。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恕我直言，那是个谜，没有人可以看懂，如果你真有看法，穿越到那个全民狂欢的时代，一定被拳民们笑掉大牙。

 

　　东莞时报：你自称“黄仁宇门下走狗”，你主要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黄仁宇先生的影响？

 

　　鹤阑珊：黄仁宇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万历十五年》，他开创了一种“诡异”的方式来写历史。读他的书，很沉静。若说影响，当然是他提倡的大历史观，任何人在这种“观”下，都只是有思维的棋子，虽然能动，却出不了棋盘。（来源：东莞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