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陈丹燕，不能不提到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描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书了。也因此，陈丹燕曾被媒体称为“小资教母”。大概二十年前，她选择了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四处旅游，并认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欧洲。而2010年，她又返回国内，回到家乡平乐的故土，追随着父亲与姑姑的足迹，在陌生而又息息相通的土地上开始了寻根之旅，通过对父亲莲生与姑姑阿玉的人生轨迹来追问信仰。这也就告诉我们，《莲生与阿玉》一书，并非单纯的寻根，也是对信仰的寻思。

　　和曾经大部分的理想主义者一样，陈丹燕的父亲莲生出身贫寒家庭，由于家庭原因，又比其他人多读几年书，显得更为进步。再者，国文老师对他的爱国热情的培养，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身处底层阶层的平民，生活的压迫与现实的残酷，让他毅然走入了进步青年的行伍。随着母亲因霍乱逝世，让他深刻体会到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人世冷暖与伪善艰险，幼小的心灵也因此由可怜可悲而走上早熟。为了承担家庭的重担，每每找到的工作都让他在挥霍糜烂的老板与穷愁潦倒的自身作对比，心中的不平与仇恨也随之滋长。虽说那时陈丹燕的父亲没有阶级意思，但也让他有了被剥削的切身体会。社会的不平等，把他这位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少年的自豪与自尊击得粉碎。社会的打击并不会因为内心的痛苦而得到停止，忍辱负重的生活照样被欺辱于无端，这也让他对社会增加了更多更深的疑问与控诉。这些都很好理解，内心的崇高精神和学问的理想世界与这个以物质财富安身立命的现实世界形成残酷的撞击，让他一步步走向了对社会的思考，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革命的队伍。因为在国破家亡之时，理想与信仰，很容易变成渡出苦海的抽象工具。

　　有坚定的信仰算是一种高尚之事。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澎湃激情。在宦海沉浮的大半生后，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鲜活地存活着，如同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基督教义的信仰。我们未必同意他的信仰或理想，但是我们或许会激赏他对信仰与理想的坚定与维护。正是因为他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让他能够在政治骇浪中沉浮若定。而不像本书的下半章中的陈丹燕的姑姑阿玉。

　　在下半章中，陈丹燕的姑姑，也就是莲生的姐姐，因为童年一次毁弃菩萨的经历让她失去信仰，导致垂死之时，只能愕愕度日。在病危之际，阿玉每每没有亲人守在身边，就惧怕死亡的来临。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红色书生的莲生一辈子投身于共产党的情报事业，终身守护宗教般纯洁的革命信仰，在信仰的执著中安然度日；一生未嫁的阿玉早年孤苦伶仃，因失去了对菩萨的依赖，在告别尘世之时，“灵魂将要到哪里去安顿自己”的追问让她在信仰的缺乏下愕愕挣扎。如此看来，没有信仰，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或许受陈丹燕以前文字的影响，这部被冠名为中篇小说的书籍，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在寻根散文的写作之下，去完成信仰的寻思。作者跨越八十年之久去连通两段不同时间里的人与事，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去追寻往昔的足迹，在时下的故土去发掘父亲的思想轨迹与人生信仰。不过，这本书的遗憾确实很大，这是笔者必须说出来的。或许因为莲生是位情报人员，导致这本记录成长的书籍中，莲生在四九之后的生活与心灵只是偶尔几语一笔带过，而无法真正去发掘到他当时更为细微或者说真实的心理历程。这就让莲生的信仰，在读者面前缺乏更为具象的真实感受。如果陈丹燕能提供莲生在四九之后的政治骇浪中更为具体的心灵记录，无疑能够给信仰的追寻增添更好的立据。反而，阿玉在暮年的垂死愕愕，更让人看到缺乏信仰的可怕。或许，这也是陈丹燕为什么将二者放在一起的原因吧。（来源：佛山日报）